较量无声（下集）

转基因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其它生物中进行基因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符合介入者选择性需求的变异物种的过程。转基因看起来并不是对原有物种的破坏，而只是利用现代基因遗传技术对物种进行了一点点介入性的改造。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微小的基因改变，不仅使得原来物种的完整特性不复存在而且也使得新的物种特性完全被介入者控制。

米国动用国家战略资源强力推广的转基因粮食，实际上就是米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生产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那么，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米国是否会在社会领域隐蔽地制定和推行一种政治转基因战略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早在1945年，米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曾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这样说道：“人的脑子、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迄今为止，这依然是米国政客们对其施行的政治转基因战略最为直白、最为形象的描述。

在他们看来，以米国的价值观作为武器来改造世界、重建国际秩序，是进行政治转基因最为彻底、最为有效的办法。尼克松说：“在我们使物质世界改变面貌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在政治上改造世界。米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战场。”

越战之后，米国更多地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这事一种以军事优势为后盾，而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为主要武器的一场软战争。第一个主要对象是前苏联，其结果，是米国以完胜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现在和今后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季志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纪实画面：2009年1月18日，就职米国总统的两天之前，巴拉克•奥巴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林肯纪念堂前为其举办的就职庆典音乐会上发表演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如以往一样充满希望——米粒坚合众国将延续、并压倒一切，开国先驱的梦想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更强调使用所谓巧实力。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也更加重视以政治转基因，颜色革命等方式对目标国家隐蔽实施政治更迭和政权颠覆。现实表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积极也更加巧妙的以政治和文化渗透实施软性战争，不仅已成为米国维持霸权的一个大战略，而且，也已成为西方政治家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大规模隐蔽杀伤武器。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现实威胁和危害更加不容忽视。

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和米国涉华利益所构成的冲突风险及成本，是米国对华战略设计中极力避免硬对抗的必然考量。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中米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又给米国实施各种隐蔽渗透和软性攻击提供了现实可能。

因此，以政治转基因的方式谋求巧妙地支配中国而不是简单地肢解中国，已成为米国战略精英们的优先战略选项。而这也正是希拉里所说的殊途同归的真正含义。

综合分析不难看出——米国的政治转基因战略，不仅早已聚焦中国，而且，也隐蔽集中在以下五条战线展开：

第一条战线、政治渗透—— 对我实施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我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一次凤凰涅槃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相互汇聚、融合，对立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消长；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竞争、较量；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相互渗透、斗争。

在这样空前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现实地回答——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具有比西方更优越的发展优势？而且，要历史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优越的制度优势？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中国已经用自身发展的奇迹向世界给出了确切答案的话，围绕第二个问题的斗争则远远没有结束。

米国等西方国家在与我的经济交往合作中，从来没有放弃在政治上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充分利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企图通过把持经济话语权，逐步向把握政治话语权拓展；以经济上的接轨促进政治上的并轨，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旗号，通过渐进式影响我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政治转型；特别是谋求间接影响、左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向。

“非政府组织，是西方国家体现自己国家意志的柔软触角。”——这是一家西方媒体在不经意间对这类组织所做的精确概括。

当前，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境外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以种种名目大量涌入中国。它们深入而广泛的活动，正在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产生着其官方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米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卡特中心和亚洲基金会等，长期以来都不遗余力地积极为我国的基层选举和地方管理改革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

亚洲基金会项目发展主任艾伦•C•邱越伦曾坦诚：“西方社会之所以热衷于此，是因为从中看到了“民主的种子”和推动“中国真正民主化的潜在力量。”

原米国卡特中心中国农村选举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帕斯特更加明确地表示：“为推动中国的演变，不仅要谴责政府的停滞，而且应对它向自由化积极迈步给予鼓励。”

2004年，在米国国务院和卡特中心的联合邀请下，来自我国一些党政部门的领导和高校学者所组成的四个代表团，赴米国观察总统选举。

短短数天，米方安排了大量密集的访问座谈，并对代表团的整个行程做了极为周到、周密的安排。

他们精心的投资很快得到了所需要的回报——代表团回国后，参加活动的某市人大常委会干部就在网上发表文章称，选举，是政府获得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和执政基础，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活动来完成国家权力的更迭，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成熟的表现。同时，他还赞美米国主流媒体长期恪守真实、自由、快速、中立的新闻准则，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

我各类党政干部出国学习考察的活动，也已成为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巧妙施加影响、进行隐蔽渗透的重要途径。

米国著名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明确提出：“要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

一些基金会受米国驻华使领馆的委托，专门物色所谓年轻有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员，以各种名目分批送往米国培训考察。而有的基金会则专门以我各级党政干部为攻坚对象，实施长期的所谓资助项目。

多年前，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就明确指出：“对中国官员的培训已成为哈佛大学非常有影响的和政府学院优先支持的项目，从中国学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第二条战线、文化渗透—— 对我实施长期、广泛、全方位的文化渗透，企图逐渐改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

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米国政府业已贯之并不惜动用各种国家资源加以长期推进的战略工程。

在米国精英们看来，运用文化力量来潜移默化地推行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不仅是瓦解对手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按照米国战略构想来塑造世界的最重要、也最隐蔽的策略手段。

一百多年前，米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米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他坚定地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二战后，米国政府更加重视积极发挥文化渗透的战略作用。1946年，在参议员富布赖特推动下，米国通过了米国文化外交历史上著名的《79—584号公共法修正案》，即所谓富布赖特法案。首次，以立法形式对米国的文化侵略提供保障。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门特法案，进一步明确了米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宗旨和任务。

从此，文化渗透由一种对外文化关系战略正式上升为米国国家战略。

这一战略不仅指导了数十年文化冷战。同时也成为了米国后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基本依据。

艾森豪威尔认为，“一米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米元的国防费用。”

米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说得更为直白：“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应成为米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

为此，米国政府始终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向中国大力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包括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

米国精英们相信，把和平演变中国的长远希望放在下几代人身上，放在社会底层方面，是实现其政治转基因战略的理想选择。

因此，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在社会底层植入西方的信仰体系，始终是米式文化战争的两大主攻方向。

半个多世纪前，米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就露骨地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尼克松也曾直白地表述：“进入二十一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

（纪实画面——镜头中一位棕发白人小女孩在唱道：我们将要改变全世界。（We are gonna change the world）镜头拉开至全景，观者会看到一位长发披肩的女教师在指挥着一群清一色身穿印有意为希望的英文字样的浅蓝色圆领短袖衫的各种肤色的男孩女孩在合唱：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孩子们背后的墙上赫然悬挂着印有‘为改变而歌唱’（Singfor Change）的宣传画。随机镜头中的孩子们进入了大合唱中的副歌部分，但见孩子们合着轻快的旋律欢快地唱道：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最后，镜头摇向起先背对着观众的这位长发披肩的女教师。但见，女教师一付如痴如醉的表情，起劲地打着拍子、摇晃着头，在其身后，观者自然会看到了白人男子、女子以及亚裔青年男子、非裔青年男子等数人或站或坐。自然地，观者也不难看出，这名女老师也是亚裔。最后，镜头再次摇向领唱的那位棕发白人小女孩：我们将要改变全世界。歌声中，视频再次闪回，映入观者眼帘的，首先是曼哈顿外海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雕塑，然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五三五事件中头系丝带的大学生在慷慨陈词，然后是北京街头失去理智的游行示威者掀翻人民公安警车、在街头与警察对阵、在街头齐力掀翻公交车的场景。）

克林顿执政期间，米国中央情报局曾将其行动手册中针对中国的部分加以充实完善和实用化——内部代号为‘十条戒令’。

其主要内容包括：

尽量用物质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蔑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

尽一切可能作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

一定要把青年的注意力引向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与分裂；

不断制造新闻来丑化他们是上层，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反动民主运动；

利用一切资源来破坏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打击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

为了以文化战的方式推销米国的意识形态，米国一方面对非西方国家高高筑起文化壁垒，另一方面，又以贸易自由为名千方百计打开和占领这些国家的文化市场。

1998年，《华盛顿邮报》曾自我炫耀，米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米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米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米元；1999年，上升为1000亿米元；2001年则达到了1600亿米元；超过该国其它任何行业。

今天，在自由贸易的旗帜掩护下，大量西方文化产品合法地涌入我国市场。正潜移默化地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对以年轻一代为主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视频中插入国外女时装模特广告片段：What is desire? It’s complicated. 什么是欲望呢?那可复杂了。）

在缺乏有效抵制和积极地引导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已成为许多青年人追求文化时尚和个性张扬的自我表现。

低俗、媚俗、庸俗的品位和一些极不健康的文化内容，在市场至上、利润第一的理念引导下，甚至已成为一些大众传播平台的主动选择。而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也逐渐形成蔓延之势。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以悄然逼近一亿人。

由于缺乏主动作为的认识和能力，当前一些领域和机构，思想混乱、立场混乱、组织混乱的现象确实存在。在一些社会舆论和业务工作中，西方的观念、理论和立场，正在潜移默化地产生严重的影响，并逐渐掌控了话语权。这是我们急需认真研究和切实加以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毕京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校长

思想文化领域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其效果却往往大于真刀真枪的战场。

党的历届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曾经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邓小平同志也早就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

胡锦涛同志曾尖锐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习近平同志也深刻指出：西方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决不希望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不能抱任何幻想。

第三条战线、舆论渗透和思想渗透 —— 充分运用以互联网为核心手段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广泛对我实施舆论渗透和思想渗透，为政治颠覆创造条件。

尼克松曾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利的重要资源。”

米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则更加明确地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她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米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2010年1月，米国参议员鲁格尔曾在《米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微博对抗恐怖》的文章。鼓吹米国国务院应该利用新网络技术来为米国的全球自由推广运动服务。开展所谓迎新运动。鲁格尔自信地预言：这种迎新运动，必将会对中国年轻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米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中，更为露骨地谈到：“我们还要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进行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

2009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大选中获得连任。选情引发社会争议。

为利用网络煽动更大规模民众反应，希拉里亲自干预插手米国推特网站例行的停网检修维护计划。她说：“这是一种表达民意的方式。推特的使用不仅对伊朗人民、对世界人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许不算是个推友，但很明显这真的很重要。”

在随后的日子里，有200多万条推特信息被50多万人发送出伊朗。高峰时，每小时即有20多万条关于伊朗游行集会的推特信息被发布。这些比电视直播更加及时、具体和带有明确立场的信息迅速在世界各地激发强烈反应。然后，这些反应又被反馈到伊朗，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

为了进一步利用信息工具加大对伊朗政府的持续打击力度，2009年7月，米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审查制度受害者法案”并据此拨款3000万米元，资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法尔达电台和米国之音，用波斯语向伊朗广播；拨款2000万米元，用于伊朗电子教育、交流和媒体基金协助伊朗人绕过因特网审查。

就如同伊朗的悲剧事件，它也让人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伊朗人有能力将世界各地的观众与伊朗国内的人们连接起来。他们利用信息的力量，来激励对当地政权的抵抗。确立支持民主的政治意识。——阿尔•戈尔，米国前副总统。

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控制和运用，也已成为米国向世界各目标国家发动政治打击、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

2010年12月，由一个突尼斯商贩之死掀起的社会冲突视频被发布到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最终导致统治长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倒台。

突尼斯事件及随后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和北非、中东大乱局，既是米国新型媒体战争效果的经典体现，也是其未来更大规模运用这一战争样式的实际检验和预演。毫无疑问，它们的下一个目标早已瞄向了中国，这绝非耸人听闻。

米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一直掌控着网络的核心资源。米国对互联网的控制采用双重标准，对内严格控制、对外则肆意放大，利用其在互联网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网络）干涉主义。强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暗地支持敌对势力对我展开干扰破坏。截止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5.64亿，手机上网用户已经达到了4.2亿，互联网的舆论影响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新平台。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抢占网络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刘晓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部长

第四条战线、组织渗透 —— 对我实施组织渗透，“精确演变”，培植代理人集团，为政治颠覆埋下大威力的“定时炸弹”

精确制导武器自越战后期问世以来就以其高效费比、低伤亡率以及日益凸显的节点毁伤、体系破击的战略功效受到米国政府的高度青睐。当前，精确打击不仅已成为米军的主要作战样式而且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未来战争的形态。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军事上的新型作战样式，也正在被米国政府成功地转变为政治上的打击利器。在和平演变的大背景下，实施精确演变已日益成为米国对外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在米国精英们看来，与军事上的精确打击一样，政治上的精确演变，依然是代价最小、破坏力最大而隐蔽性最强的高效费比攻击方式。因此，长期以来，米国始终高度重视以我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为主要对象长期施加影响、积极培植代理人集团。他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些重要群体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势和走向。

为此，米国一方面通过无孔不入的渗透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向我隐蔽推销米国价值观念，企图使中国各级权力机构的思维逐步西化，  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米国希望的方式思考和行事。

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方式诱导和纵容中国的领导层出现尽可能多的腐败现象。

正如艾伦•杜勒斯曾经说过的：“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现实表明，以两套手法展开的精确演变已成为米国政府对华政治攻势长期奉行的重要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或以大肆吹捧为手段，或以优厚条件为诱饵，或以掌握证据为胁迫，或以共同利益为同盟。总之，千方百计对他们选择的中国官员、学者进行拉拢利用、收买利用、威胁利用和策反利用。借此机会，既大力培植亲美势力和“第五纵队”，又广泛制造所谓共产党制度腐败的社会舆论。

“精确演变”就是有选择的、目标明确的演变。对于这一点米国可以说有一整套的手段。没有足够有力的内应，要想达到塑造、掌控和颠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基本是不可能的。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正因为这样，米国历来把“精确演变”、把在目标国培养一大批代理人，作为它一以贯之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丧失警惕、最终吃了大亏的国家就太多了。——王朝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校长

这是一位法国记者在参加一场晚宴时记录下的场景：宴会的主人，是米国陆军退役将军布鲁斯•杰克逊，他此时经营着一家名为‘发展中的民主主义国家基金会’。宴会的主宾，则是刚刚当选格鲁吉亚总统的萨卡•什维利。他不仅拥有留米的经历，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人相信，对于他和他的国家而言，米国绝不仅仅是这场宴会的主人。

（纪实画面及为萨卡•什维利配音的女声中文配音——“格鲁吉亚多年来，因贪污腐化而荒废。这证明是这样的地区，民主主义机制能发挥作用。我们和米国国民分享共同的价值观。米国给予我们的帮助，将永远不会被忘记。俄国军事基地一定会撤走。苏维埃帝国已不复存在。”他猛然发现布鲁斯在一旁侧耳倾听。“我说错了什么吗？”萨卡侧脸问道。“哪里哪里，请让总统喘一口气。”旁边的布鲁斯说道。这时人群中有提问，“有人说您是革命的黑幕？”“法国的媒体果真厉害！还是去向政府官员请教吧。”萨卡回应道。）

这是吉尔吉斯的一家民间媒体印刷厂。印刷机上竟赫然标明‘米国政府民主人权与劳动署固有资产’。杂志负责人说，吉尔吉斯政府十天前剪断了印刷厂的电源。原因是由于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

（女声配音：这是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把它和穷人孩子的照片登在一起。画面镜头摇至米国白宫内。获悉印刷厂的电源被切断，米国参议员麦凯恩下令，接通吉尔吉斯外交部长的电话。画面中，吉尔吉斯的外交部长接听。视频中此时电话中的声音来源：米国参议员麦凯恩——我对印刷厂的电源被切断深感愤慨。不由令我回想起前苏联时代，这是自由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受到了一个多小时的训斥。而且，无法辩解。最后，还被要求道歉。“我深深地道歉。政府承诺支持民间媒体。”——在外交部长的干预下，第二天恢复了供电。十二天后，爆发了“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被迫下台。）

当前，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现实风险，早已不容忽视。

（画面中情景重现——刘晓波于2008年10月被捕前两个月接受香港翡翠台访问时的画面闪回。采访画面打出了刘晓波当时的讲话：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

少数学者及官员（画面背景是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所主持的一次活动中合影留念的五名男子）或大肆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轻率处置巨额国有资产。客观上，导致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后遗症。有的政府部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国家资源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鸣锣开道。

党内少数腐败分子和政治变节分子或公然损害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或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卖国的言论。疯狂程度令人瞠目。其行为不仅违反党纪而且早已触及法律底线。（画面中清晰展现的一连串已法办处理的腐败分子的图片，以及茅于轼公开发表的‘汪精卫是真正的英雄’、贺卫方公开发表的‘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我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的变节言论）

近年来，我们军队和地方有些核心要害部门，先后发生了出卖情报、叛国投敌的严重案件。有的腐败问题也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腐蚀渗透直接相关。往往是商业贿赂在前，情报窃密随后。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国家还利用他们掌控的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着中国离境资金的走向。有些腐败官员向境外转移赃款，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些行为、资料都在西方情报部门的数据库里边。长期以来，米国政府和军队的情报系统，一直都在搜集我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寻找他们的‘猎物’。因此，做好新时期预防惩治工作，要特别重视从防经济腐败向防政治腐败延伸；从防思想演变向防政权演变扩展。——于善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部长

第五条战线、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 —— 对我实施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经济培植反对力量，隐蔽扩大政治颠覆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我国的所有民族分裂势力背后，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米国的身影。在境内外的所有民族分裂活动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米国的声音。米国对中国的政治干涉不仅是始终的、一贯的而且是公开的、粗暴的。

大量来自米方的资料表明：米国不仅直接策划了西藏的武装叛乱和达赖外逃，而且长期对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给予大量资金支持。（画面显示，达赖集团叛逃时使用过的米制电台）

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国政府每年对西藏分裂活动的资助就高达170万米元。冷战结束以来，米国等西方国家变换手法，以民族、宗教、人权和环境等为借口大肆歪曲攻击西藏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西藏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达赖集团的支持。近年来，米国国会不仅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提供200万米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米元的专款。

相关资料显示，西藏流亡政府年度财政经费的九成来自以米国为主的西方一些国家。从1979年到2001年，米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邀请达赖访米达23次。米国的一位议员甚至说，在米国领导人看来，达赖是我们需要时可以随时出现的宗教领袖。

（镜头纪实画面为达赖的媒体秀。画面中达赖说道：“如果人们真的认为我是一名政治家，那我感到非常难过。呵呵呵呵呵呵。这是我的愿望。言毕，达赖双手合十。）

法**功被中国政府取缔以来，米国政府不仅通过各种媒体大肆歪曲事实、向中国政府发难（画面为米国媒体播出的所谓法**功学员受迫害的画面）而且一直通过人权组织、米国之音等秘密渠道对其给予资金支持。

米国法**功之友从2001年起，每年向法**功组织提供近200万米元的资助。2002年7月，米国国会众议院悍然通过由极少数反华议员提出的决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对法**功的所谓迫害。从而使米国对法**功的支持进一步公开化。

2005年，在米国的干涉下，热比娅赴米。米国反华势力迅速将其纳入麾下加以充分利用。2009年7月13日，米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即世维会一直接受米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出版的报告证实，世维会每年从国家民主基金会接受21.5万米元用于所谓的人权研究和推广项目。而该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是来自米国国会。

大量证据表明：这家自称是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实际上早已成为米国政府对外输出民主、制造动乱和实施颠覆活动的大本营。

（纪实画面为新疆‘七五’严重暴力事件以及热比娅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的讲话——中国政府执意要消灭两族人民。所以西藏和维吾尔两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向中国政府提出自由诉求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

2008年，发生在中国西藏的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发生在中国新疆的七五事件从始至终都与米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曾为国家民主基金会起草了立法草案的艾伦•温斯坦在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干的事情，很多都是中情局25年前曾经偷偷摸摸干的。”

除了利用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开煽动、破坏和颠覆活动外，米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机构还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社会开展广泛渗透活动。

这是米国驻香港总领馆，职员多达500余人。

这是英国驻香港总领馆，职员多达400余人。

这样庞大的规模，在两个国家的驻外总领馆中极为罕见。

大量资料表明，这两个总领馆的职能早已超出了国家外事范围。它们不仅长期对我香港内部事务实施干预，而且已成为了半公开的反华、反共前沿基地。

五三五集会、七一游行、抵制国民教育、占领中环等等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活动的背后，无一不闪现着英米总领馆的身影。同时，策反中国官员、搜集各种情报、制造各种具有大威力的舆情炸弹，也早已成为它们利用香港特殊环境、展开渗透的重要职能。

尤其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米国政治渗透的目标也始终瞄准着中国军队。

米国前驻华武官科尔曼曾以《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为名写出一份在米国高层引起较大震动的秘密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其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密不可分。国家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但当国家军事战略失效，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后，其国家战略也会因此受到质疑而破产。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问题。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至完全无影无踪。

各种资料表明，米国已将影响中国军队政治方向和政治品质的工作，提高到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和具体推动。其主要的方法还是内部渗透和外部施压。内部以培养亲米力量和所谓‘民主力量’为主。外部则以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呼吁军队国家化、中立化为主。今后，米国一定会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利用日益增多的两军各级交往，在这两个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见微知著，筑起牢固的政治防线和思想防线。——王喜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以方兴未艾之势蓬勃推进。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改变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展之路、超越之路、胜利之路的伟大实践。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中国的发展来之不易。中国的持续发展和最终崛起，必然更加艰巨。

我们必须清醒看到，风险和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大量来自内部。较量的输赢不仅在于警惕对手，更关键在于巩固自己。

习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尤其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要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上世纪后半叶，中国共产党人，在决定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时刻，坚定、正确地做出了两次伟大历史选择。创造了改天换地、一跃千里的历史奇迹。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将探索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劈波斩浪、克难克艰，纵横捭阖、奋而取胜，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

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中，再一次做出自己的历史回答！